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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陕西是一尊跪着的跪射俑,却一直没有拉出射日的满弓。陕西之名取自陕县以西,一个最有文化多元性和厚积度的省份定了一个最没有文化韵味的白灼名字。而从地理上看,也是牵强附会成就一省,相比陕西之名,三秦更恰如其分。

  秦地三分,自北往南,地理上以荒原沙漠榆林和黄土高原延安构成陕北,地图上为跪射佣头和肩颈胸位;以渭河冲击平原宝鸡咸阳西安渭南和渭北高原郴州铜川韩城构成关中,地图上为跪射佣腰腹位;以汉水谷地汉中和巴山腹地安康以及秦岭山地商洛构成陕南,地图上为跪射佣腿脚位;

  资源上,陕北两市以能源为核心构成,关中七市以工业农业轻工业为主导产业,陕南三市以矿产资源循环经济为发展依托。

  文化上,陕北以红色革命优秀文化为至高,关中以中华传统精粹文化为至上,陕南以巴蜀秦楚文化为融合。

  人文上,陕北豪放大气多出武将,蒙恬、吕布、谢子长、刘志丹、李子洲不胜枚举。关中厚朴坚韧多出儒家,周公旦、姜子牙、张载、牛兆濂、王繁星满天。陕南风雅纯澈多出文豪,京夫、贾平凹、方英文、陈彦百花齐放。

  红色陕北、黄色关中、绿色陕南,三秦大地可谓地灵人杰、锦绣博物,溢彩华章。如果换作秦人爱打的牌局,这是一幅实打实的俩王四个二,王炸牌面打输比打赢难得多。然而现实却是,往往拿着金碗的人在讨饭吃,而没有鞋的孩子在努力奔跑。

  改革开放之后的很多年,地处国中之地,这尊跪着卫道中华传统文明精粹的秦俑,这把可能打开中华古今共鉴密码的钥匙,在西部大开发的国内大发展战略之下、在一带一路的国际大发展战略之下,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的像个想赢怕输、屡教不改、熟视无睹、朽木难雕的腐儒、执挎、大爷。

  如果深层次、大范围地剖析一下陕西发展僵局的病灶,应该走入历史。历史上,秦地心脏发动机在于关中,关中之心全在长安,自周始,沿秦汉、至唐,历经十三朝帝王都城风水、资源、政策、人才、理念加持,长安之盛,天下第一。物极必反,阳极必阴,当时间抵达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从此唐朝由盛而衰,进入漫长的战乱,直至覆亡。而与之对应所产生的因果便是中原氏族的大规模长时间南迁,中国经济文化的中心从此南移,再未复归。关中大地千年以来积淀的文明精粹,在封建社会的战争兵戈和人才外流中沦丧殆尽。从文明之盛到文明荒漠,这是一次历史变迁中的秦地浩劫。而十三朝帝王都的贵胄之重,也同时榨干了“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的自然资源。枯竭之地、衰败之城从来都难以留住真正的精英人才,陕西之心从此由国中之都,成为偏居西北的重镇。黄土高原重阻、秦岭巴山横亘,关中之于陕北陕南,鞭长莫及!

  后来民国,又逢军阀割据、刘镇华屠城,战争中心的长安再次人口毁灭和外溢。于此同时,革命中心的转移和陕北战略的成功,有限的精英人才又一次追随北上首都。盛极而衰的失宠和革命战略的转移,加之中间数百年的边城重镇定位,本是天下之中的长安城,失去了光照天下的王权,也失去了统领西北的威德,更失去了带动陕西的本能,甚至还失去了统筹关中的影响。

  曾是四关之中、天下之贵的关中大地,象征着万国来朝的开发和发达。而在未来之路上,反倒成了狭隘闭塞的代表和好吃懒做的执挎。功劳簿上一代一代走到开个开放,也终在陆权失宠的大时代中,成为相对于海洋经济的参照物牺牲品。在“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竞赛中必然失去领冠之位,更成为自然而然的“让一部分先富起来从而带动后富”的后者。时势造英雄,亦时势造狗熊。曾经横扫六合并吞八荒的秦人被描述成“八百里关中尘土飞扬、三千万懒汉齐吼秦腔”的落魄愣娃形象。然而谁有知道这八百里沃土是曾经天下天府之国之出处,更是十三个王朝选定的王都,也更是万国来朝的世界之城。这三千万懒汉吼出的是这天下戏曲百戏之祖,就是在这豪迈苍凉铁骨铮铮的“大风、大风”声中,由秦人第一次完成了中华民族的大一统。

  本质上陕西发展的滞后和屡失先机,是世界陆权文明衰退、中国发展战略偏移、自身人才流失效应等整体作用的结果,其次才是官员和民间的不作为和少作为。从建国以来的近七十年,从改革开放的近四十年,从新世纪以来的近二十年。陕西一直是作为整个中国的基础设施供应商的角色而默默存在,陆续向外输出着革命建国的火种、煤矿石油的能源、各行各业的人才、华夏文明的历史、南水北调的水源。而海洋文明的思潮引发的市场经济革命率先燎原了南方沿海,新思想、新理念、新事物、新人才、新政策成为临海一线省份的超级红利。陕西只凭着一条汽笛呜呜的陇海铁路带领着沿线城市感受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零星火光。而敢想敢干有胆有量的人也随着这一列列火车和班车,与大多数地方的民众一样,奔涌向广大南方。

  当然政府因素亦不可忽视,犹豫特殊的历史原因,陕西各级行政官员存在长期的地方主义,地域构成极不合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于改革领会不利、新生思想接受滞后等一系列弊病。以及上层构成的排外现象,外官难入,入了难干,干了难成。加之皇城老地,民众见识多、期望多、失望多,便往往对改革者关注过度、寄望过高,造成干者招骂,混者平稳的畸形。官方和民间,掣肘之多、名声之坏,便会每况愈下,让人绕道。以至于多少年以后,历任主政陕西首府西安还能被正向记住的仅有张铁民、栗战书两位。而今这位南方来的大刀阔斧的永康书记至今还在是走是留的传言中被关切和炙烤。积病之深可见一斑。

  除去首府西安不强,撑不起全家之外,省内其他各地,可比作一片星星,只有些羸弱的微光,难得首府西安的太阳之光泽被,更少有自身发光发热之能。

  陕北两市,榆林空有天下羡慕的能源资源,却在能源经济最好的十多年里,一直有由胡志强这位超级大蛀虫主政,养出一群坍塌式腐败的市区县乡官员,而后全球经济周期和中国经济调整,单一的能源经济一落千丈,至今仍未完成转型,基本的城市框架也是在陆志源主政期间才终于像个现代城市,完成了对于“北楼南塔中古城、六楼骑街名天下”的传承;延安殊为红都,退耕还林保护生态,一产难有作为。二产同于榆林,三产文化旅游偏废于体制内而非市场化。同时地狭人稀近邻西安,在城市化浪潮中,自身中心吸引效能难以承载,西安虹吸效应分流明显,自是难以倚重;

  关中六市,铜川弹丸之地受限,且长期新旧分治和产业轻重转型尚未实现,只能寄望于大西安发展的外溢配套红利;宝鸡一直稳坐钓鱼台,偏居西府,却鹤立鸡群一直在各方面成为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治理方面的典范,只可惜在关中整体龙头不强的情况下,难以享受配套协同发展的红利和定位;杨凌虽定位中国农业硅谷,然而行政上不市不区,省上、西安、咸阳三龙治水,体制成为核心病灶,一直难以剔除,显然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咸阳号称天下第一帝都,常年屈于西安后门,招商引资产业雷同,恶性竞争互害。南拓受制于西安周至、北上受制于五陵塬、东进难与西安匹敌,唯有一路向西与县级兴平市一体化。即便喊了20余年的西咸一体化,时至今日,被西咸新区五大新区包围之下,西咸一体化的行政体制上也仍然没有完成根本性的突破;渭南以农业立市,秦东是陕西土地最肥沃、人口最众多的地域,只是一产从来不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命脉的支柱。所辖县级华阴和韩城两市,也是一个只靠了华山虚有其名,一个在前些年李智远主政之后才迎来里程碑式的破局,完成一个市一二三产基础的搭建;

  陕南三市,汉中历史文化灿烂悠久、汉江谷地平坦肥沃,但南北被巴山和秦岭所狭,交通长期不便,既无汉江水路运输之便,亦无秦巴路铁运输之能,后来一条西汉高速还几乎是条路线合理不足、路面设计缺陷的腐败之路。汉中经济便如当年屯兵定军山的诸葛亮一样六出祁山而不得善果;安康偏居东南一隅,山狭水沛,经济一产无量、二产无实,唯有三产的文旅这些年有些起色;商洛雄踞陕西东出之门,拥西康沪陕两条西南大通道,又有西安后花园之名实,然而与安康同样受制于基础太差、山大沟深,且南水北调水源涵养的生态环保要求,同时又困于市场化理念不足,一产上无法打响高山农产的品牌。只能在三产上依托于全域旅游带动整体发展。

  抱着金碗的陕西,是宏观中观微观多向作用的结果。难以归责于任何个人,只能寄望于班子,只是这届班子仍然任重道远,至少从中央要求的秦岭生态整治这件事情的理解和安排上,仅仅从西安和商洛,而非深度理解、系统思考、全省展开,便可见仍存短视。

  有人说陕西政府是老牌子的北京吉普车---油耗大、刹车灵。虽说过分,另一面却也是期望,沿海开放逐步走向沿边开放的大时代下,时逢国家推进一带一路战略,陕西作为地理中心,西安作为向西龙头,又逢历史上外部环境所谓天时地利恰如其分之际遇。当从官到民、从政到商,全省一盘棋顺势而为、趁势而起!

责任编辑:农人